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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近來「敗象連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指控其首席特任副主委張顯耀涉嫌洩密案貴金屬回收，遭台北地檢署以罪證不足不起訴，王郁琦也因此去職。馬政府對國安團隊忠誠考核形同虛設在先，草率指涉談判代表洩密在後，都是執政挫敗的鮮活例證。
前陸委會首席特任副主委張顯耀作為兩岸協商的首席談判代表，理應是國安核心成員，然而，國安團隊演出的這齣「烏龍共諜案」，既彰顯兩岸談判隊伍的忠誠考核毫無作用，也曝露了馬政府處置兩岸相關事務面臨失控危機。
if (typeof(ONEAD) !== "undefined"){ONEAD.cmd = ONEAD.cmd || [];ONEAD.cmd.push(function(){ONEAD_slot('div-inread-ad', 'inread');});} 李登輝巧妙運用密使
台海關係錯綜複雜，兩岸談判高度敏感，不論是公開授權的談判代表，或祕密指派的溝通密使，其實，從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以至馬英九，歷任總統為處理或解決事涉敏感的兩岸事務，都有不同形式的操作與運用。
相較於馬政府自曝家醜，一方舉報洩密，一方反控猶如黑幫追殺，最後對簿公堂，導致談判隊伍分崩離析的結局，李登輝執政初期「明使」與「密使」交互運用，儘管遺留不少政治爭議，但確是較為細緻的兩岸談判操作模式。
1992年秋，李登輝總統曾透過祕書室主任蘇志誠祕密指派國安會諮詢委員曾永賢等人密訪北京，執行密使任務，並與中共軍方就「美法對台軍售」等敏感議題溝通對話。當時，中抽化糞池方的接待工作則由中共解放軍總政聯絡部負責。
統籌中共軍方對台情報工作，時任總政聯絡部長的葉選寧，就在他父親葉劍英元帥早年的玉泉山官邸接待曾永賢（見圖，本報資料照片）。這座後來改為中央軍委招待所的「玉泉山九號樓」，在文革之後的現代歷史上，已屬於標誌性的「歷史現場」。
據曾永賢回憶，當他們進入「玉泉山九號樓」，葉選寧說：「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央拘捕『四人幫』，當天深夜，我父親（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就在客廳舉行政治局緊急會議，會中還通過決議由華國鋒接任黨主席。」
玉泉山九號樓的傳聞
「玉泉山九號樓」的現代傳奇與兩岸密使的傳聞，就在曾永賢和葉選寧相會玉泉山之際，緊密交錯。這位獨臂將軍還對曾永賢說：「兩岸問題在老一輩都在的時候比較好談，如果你哥哥還在世，現在兩岸問題就你們兄弟來談了！」
曾永賢胞兄曾永安（化名曾子平），1930年前往日本留學，考取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並加入日本共產黨。深受李登輝倚重，並曾分管對日情報的曾永賢，受其胞兄影響，返台後也參與中共地下黨活動，矢志成為「革命家」。
苗栗客家出身的曾永安則自認是「左派的民族主義者」，在日本求學時期就認為延安是真正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1950年，曾永安前往中國發展。因緣際會，台籍的日共黨員曾永安還成為推動日共與中共黨際交流的核心成員。
溝通檔案迄今未公布
曾永賢在李登輝時代受到的信任，與張顯耀在馬英九團隊遭遇的處境，雖是不同時期的兩個例證，「明使」與「密使」在兩岸談判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也沒有絕對的可比性，但卻呈現新舊領導人處理兩岸事務截然不同的風格。
馬英九仍未卸任，但國安團隊執行談判的內幕，隨著洩密案對簿公堂，家醜盡現，還得接受公眾檢視。然而，李登輝卸任15年，密使事件更超過20年，但兩岸在「李江時期」的密使溝通檔案，迄今仍未見系統性的解密與公布。
辜振甫生前曾以「深不可測」，形容李登輝操作明使與密使和北京互動的決策運作。在兩岸兩會管道之外，李巧妙地運用「非常態」的密使管道，對掌握決策金回收訊息，確有助益，但是否據以作出正確的決策判斷，歷史自有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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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陸委會首席特任副主委張顯耀作為兩岸協商的首席談判代表，理應是國安核心成員，然而，國安團隊演出的這齣「烏龍共諜案」，既彰顯兩岸談判隊伍的忠誠考核毫無作用，也曝露了馬政府處置兩岸相關事務面臨失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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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關係錯綜複雜，兩岸談判高度敏感，不論是公開授權的談判代表，或祕密指派的溝通密使，其實，從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以至馬英九，歷任總統為處理或解決事涉敏感的兩岸事務，都有不同形式的操作與運用。
相較於馬政府自曝家醜，一方舉報洩密，一方反控猶如黑幫追殺，最後對簿公堂，導致談判隊伍分崩離析的結局，李登輝執政初期「明使」與「密使」交互運用，儘管遺留不少政治爭議，但確是較為細緻的兩岸談判操作模式。
1992年秋，李登輝總統曾透過祕書室主任蘇志誠祕密指派國安會諮詢委員曾永賢等人密訪北京，執行密使任務，並與中共軍方就「美法對台軍售」等敏感議題溝通對話。當時，中抽化糞池方的接待工作則由中共解放軍總政聯絡部負責。
統籌中共軍方對台情報工作，時任總政聯絡部長的葉選寧，就在他父親葉劍英元帥早年的玉泉山官邸接待曾永賢（見圖，本報資料照片）。這座後來改為中央軍委招待所的「玉泉山九號樓」，在文革之後的現代歷史上，已屬於標誌性的「歷史現場」。
據曾永賢回憶，當他們進入「玉泉山九號樓」，葉選寧說：「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央拘捕『四人幫』，當天深夜，我父親（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就在客廳舉行政治局緊急會議，會中還通過決議由華國鋒接任黨主席。」
玉泉山九號樓的傳聞
「玉泉山九號樓」的現代傳奇與兩岸密使的傳聞，就在曾永賢和葉選寧相會玉泉山之際，緊密交錯。這位獨臂將軍還對曾永賢說：「兩岸問題在老一輩都在的時候比較好談，如果你哥哥還在世，現在兩岸問題就你們兄弟來談了！」
曾永賢胞兄曾永安（化名曾子平），1930年前往日本留學，考取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並加入日本共產黨。深受李登輝倚重，並曾分管對日情報的曾永賢，受其胞兄影響，返台後也參與中共地下黨活動，矢志成為「革命家」。
苗栗客家出身的曾永安則自認是「左派的民族主義者」，在日本求學時期就認為延安是真正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1950年，曾永安前往中國發展。因緣際會，台籍的日共黨員曾永安還成為推動日共與中共黨際交流的核心成員。
溝通檔案迄今未公布
曾永賢在李登輝時代受到的信任，與張顯耀在馬英九團隊遭遇的處境，雖是不同時期的兩個例證，「明使」與「密使」在兩岸談判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也沒有絕對的可比性，但卻呈現新舊領導人處理兩岸事務截然不同的風格。
馬英九仍未卸任，但國安團隊執行談判的內幕，隨著洩密案對簿公堂，家醜盡現，還得接受公眾檢視。然而，李登輝卸任15年，密使事件更超過20年，但兩岸在「李江時期」的密使溝通檔案，迄今仍未見系統性的解密與公布。
辜振甫生前曾以「深不可測」，形容李登輝操作明使與密使和北京互動的決策運作。在兩岸兩會管道之外，李巧妙地運用「非常態」的密使管道，對掌握決策金回收訊息，確有助益，但是否據以作出正確的決策判斷，歷史自有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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